乙末（1236）年，凭借父亲的任职而继续任藁城县令。同事中多为父辈时的人，对待他这个年轻的县令有些轻慢，属吏也不畏惧他。文炳处理事务严明果断，对人施以恩德树立威信。不长时间，同事们在听命时尽都垂手侍立在下面，属吏们抱来案卷请求签字，也不敢仰首而视。乡里人也都很佩服。那时，本县的民众本来就不富足，再加上天旱闹蝗灾，征收税赋日益繁重，民不聊生。文炳把自己家里数千石粮食交到县里，缓解民众的饥荒。在此之前，因军需不足，曾向他人借贷，贷家索取的利息每年都成倍增加，县里则要老百姓用蚕茧小麦偿还。文炳说：“老百姓贫困成这样，我既为县令，说什么也不能看着不管。我代替他们偿还！”就把自家的房舍田地若干，折算价值予借贷人。还把重新登记的闲置田地，交与贫民耕种。这样一来，逃荒在外的人们逐渐返回家，不几年，民众可以吃上饱饭了。朝廷开始调查统计人口，严令各地不得隐瞒户数，违反者杀头，还要抄没家产。文炳将人口少的聚成一户居住，使得户数减少。同事们以为这样做不好。文炳说：“为了百姓而获罪皇上，我心甘情愿。”民众里也有不乐意这么做的人，文炳则说：“他们以后为感激我。”由于这样，赋税因此而减少许多，照数缴纳之后依然有余。邻县的民众因诉讼难辩曲直的，都拜谒文炳求其决断。文炳曾经去拜见主管钱物的太府监，邻县人都前来观看，有的还说：“我一再听人传誉董县令，现在看也没有更特别的地方，怎么会那样洞若神明。”此太府向下索要无数，文炳不打算给他送去，有人向他说文炳的坏话，他要加害文炳，文炳说：“我总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去盘剥老百姓吧。”于是，抛弃县令不做，扬长而去。

癸丑（1253）年秋天，世祖在潜藩时，受命于宪宗征南诏。文炳率领义士并四十六骑人马，前去投奔，一路上，人马损失几乎殆尽。及至走到吐蕃，只剩下两个从人。这两个人搀扶文炳徒步而行，在坑洼不平的道路上，蹒跚而行，饿了只能靠死马肉充饥，一天走不了二三十里路。然而，意志反而更加坚定，誓死也要如期到达。信使从这里经过，见到文炳他们，回去就报告了他们的情景。当时，文炳的弟弟文忠，已经先于文炳早在世祖的军队里。世祖就命令文忠，解下五匹上等好马，载着熟食去接应文炳他们。接回之后，世祖十分赞赏他们的忠勇行为，又很怜悯他们所受的苦楚，重重地赏赐了他们。有重要的差遣都派文炳去完成，从而，更是受到世祖的亲近和重用。

己未年（1259）秋天，世祖征讨南宋，到达淮西台山寨下，命令文炳前去攻取。文炳奔驰到寨前，讲明厉害关系，山上不予理睬。文炳脱去头盔大声喊到：“我所以不先派重兵来攻打，是想给你们大伙留条活路，再不迅速下来投降，我要将你们山寨全部杀光。”守寨的惧怕了，随即下山投降。是年九月，军队驻扎在阳罗堡，宋兵在江岸修筑堡垒，战船陈列在江中，军容甚是严整。文炳请命于世祖曰：“长江这道天堑，是宋朝的生死保障，必然拼死守卫。现在当紧的是，首先要煞一煞他们的气焰，我请求去试一试。”随即命令敢死队的几百名兵士打先锋，亲自率领文用、文忠弟兄，战船上擂起战鼓，满桨满舵，呼喊咆哮着急速前进。及至交锋，文炳指挥众兵夺岸搏斗，宋师败退。文炳命令文用驾上轻舟去报捷。此时，世祖正驻在香炉峰，闻听来报，急忙策马下山，见说打了胜仗，则扶住马鞍，将身体挺起，竖起马鞭指着天上感叹说：“真是天意啊！”随即命令军队，不准解鞍卸马休息，决定明天就围攻宋朝都城。及至大军度过江去，正逢宪宗驾崩，于闰十一月，班师回京。庚申年（1260），世祖即位在上都（蒙古汉国开平府），国号为中统元年，并命令文炳代替皇上，到燕山以南安抚各州、道。文炳归来以后，向皇帝奏到：“民心松驰放纵时间长了，马上用法律去严格约束他们，现在还不现实。况且，因疑惑而感到自危的人还不少，应该大赦天下，给有过失的人改过自新的机会。”世祖听从文炳，颁布了这样的命令，反复无常的人才安定下来。第二年，提升文炳为山东东路宣抚使，赴任刚刚上路恰逢朝廷要成立侍卫亲军，皇帝说：“侍卫亲军的首领之职，除去文炳别的人是难以胜任的。”不等文炳归来，又授予文炳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之职，佩带金虎符。中统三年（1263），李檀占据济南谋反。李檀原是江洋大盗，很会带兵打仗。文炳会合各路军队，把济南城团团围住，李檀不得逃走。时间一长，贼军情景日渐紧迫，文炳说：“贼势穷，可以用计擒拿了。”于是抵达城下，呼唤着李檀的将官、姓田的都帅的名字说：“诚心谋反者，令是李檀一人，其余别的人，只要投降过来，仍是我方人士，你们可不要自寻死路。”姓田的都帅用绳子缒城而降。田都帅是李檀的爱将，他的投降，引起军队的混乱，就将李檀捆绑起来，献给文炳。李檀原有沂、涟两支军队，约两万余人，且英勇善战。攻城的主将对他们随同李檀谋反，非常愤恨，协同其他将领，要将这些人暗地全都杀死，文炳知道时，已经杀了两千人。文炳马上制止他们说：“他们都是被李檀逼迫的，都把他们杀死，肯定违背天子圣德仁厚之意。之前，天子在伐南诏里说，要是胡乱杀人，即使是大将军也不能免去其罪，所以，你们不能再杀了。”主将表示服从。但是，有的已经杀了很多，都非常后悔。李檀伏法被处死后，山东还是没有安定下来。又任命文炳为山东东路经略使，率皇家亲军而行。颁发褒奖勉励各级官员的金银符各五十道，对有功者听凭文炳奖励。在闰九月里，文炳到达益都，把军队留在城外，只带几名文职官员骑马进城。居住的府邸，也不设警卫。招呼李檀过去的将官们立于庭前，对他们说：“李檀是有罪的狂贼，是他连累了你们大伙。现在，他已经被治罪，你们照旧是天子的臣民。天子极为仁厚圣明，差遣我做经略使抚慰你等，你们应当感到安慰，而没有必要恐惧害怕。我得便就要拟定奖励办法，希望你们勉励，争取得到金银符，我可不敢违背皇上成命，对有功者不予奖励。”所有这些“旧部”都非常高兴，山东于是安定下来。

至元三年（1267），皇上汲取李檀叛乱的教训，计划暗地削减作为一方军事长官职权过重的弊端，让文炳代理史氏的两万户，为邓州光化行军万户、河南等路统军副使。到任之后，首先打造五百艘战船，演习水战，同时谋划攻取南宋的方式战略。凡是军事要塞，都树立栅栏、修筑堡垒，做好御敌的准备。皇帝曾经诏召文炳秘密谋划，欲从黄河以北大量征召民丁。文炳说：“河南靠近南宋边境，这里的人也熟悉淮河、长江一带的地理情况。因此，河北适宜农耕，以供给军需；河南人参加征战，以开避疆域。等待宋军被平定之后，河北的士兵要长期保留军籍，河南的则削去军籍，去做农民，这样最是上策。再一说，将校等军官素常都无奉给，连年用兵打仗，一至有的大校军官，出行、征战都无马可骑。我曾设想，将我治下的千户供养军士四人，百户二人，听凭他们雇佣役使，稍可补助自己的不足。”所奏请的一切皇帝都允诺。从此才开始为将校发放俸钱，并以军衔为序进行差遣。至元七年（1271）年又任文炳为山东路统军副使，辖制沂州。沂州和南宋边境相接，镇边军队的粮饷完全依靠内陆州郡运来。朝廷曾下诏书，要下面官府出钱就地购买军粮（称和籴）。文炳命令收回州县发出的这样的公文，大伙向他进柬说，这样会被认为是抗旨。文炳说：“那就暂停执行。”乃派特使入朝奏报，大体意思是：“我们和敌人边界相连，他们知道我方的虚实，这是一不可；边境的民众已经够荣苦的了，再加重他们的徭役，这是二不可；困顿我方民众使他们惧怕敌人来犯，这是三不可。”皇帝听后方才大悟，随即撤消了这道诏书。至元九年，提升文炳为枢密院判官，在淮西行使院事。修筑正阳两座城池，这两座城池夹淮河隔岸相望，可以和襄阳相连接，形成攻打南宋腹心之势。

至元十年，文炳再拜参加政事。那年夏天，下雨很多，河水涨满。南宋淮西制置使夏贵，帅十万水军进攻过来，弓箭石块象雨点一样密，文炳登上城楼御敌。一天夜间，夏贵去而复返，飞箭射穿文炳左臂，并伤及左肋。文炳将箭拔出来交给手下人，张弓搭箭，一连射出四十余支，襄中的箭射光了，再向别人索要，又射出十余支，箭供不上了，力气也使绝了，手里的弓不能张满，气喘的几乎晕倒。第二天，大水进入外城，文炳指挥将士退避，夏贵乘机将军队逼近阵前，因文炳伤势严重，士选请求代替父亲，文炳顽强地将士选推开，重新把伤口包扎好，手举宝剑督促战斗。士选用戈刺中敌人的一名将军，倒地而未死，将其生擒过来，夏贵退走后再也不敢复来。这一年，世祖大举出兵伐宋，丞相伯颜自襄阳东下，与宋军战于阳罗堡。文炳九月从正阳出发，到至元十一年的正月，在安庆与伯颜会师。安庆守将范文虎开城投降。文炳向伯颜请求说：“大军在阳罗堡已经疲倦，我带的兵应当走在前面。”伯颜同意了。南宋都督贾似道来抵御，陈兵在芜湖，贾似道丢下军队走了。临时驻扎在当涂，文炳又一次向伯颜进言：“采石正当长江的南岸，和我们相对峙，不把它攻下来，一定会成为后患。”随即进攻采石，知事王喜投降。三月后，天气趋向暑热，皇帝下诏，命令伯颜的军队进驻南京，文炳的军队驻在镇江。当时，扬州、真州两地因其固守未能攻下，常州、苏州投降后复又叛离。张世杰、孙虎臣约集真州、扬州的兵将，会合起来决战，两州的军队屡战屡败，都不敢出来。张世杰他们纠集了一万多艘大舰船，整齐地瞄碇在焦下的大江中，把勇猛的将士排在前面。文炳要亲自去袭击，就让士选到别的船上去。四弟之子士表请求随从，文炳看着他说：“我弟仅有你一个儿子，倘若我们一去不回……，我不忍心你同我们一起去，有士元、士秀同去就够了。”士表固执地再三请求，文炳方才答应。于是，文炳乘坐大轮船，船上设建大将军的旗鼓。士选、士表的船为两翼，大声呼喊着突入敌阵。别的将领随后跟进，射出的箭飞天蔽日。战斗到激烈的时候，短兵相接。宋兵也殊死拼杀，声震天地。落水的尸体和丢弃的辎仗，把江水都堵塞了。从寅时战斗到午时，宋军大败。张世杰败逃，文炳追赶到夹滩，张世杰收拾残兵再战，又被打败，就朝东向海里逃去。文炳的船小，不能进入大海，直到夜晚才返回。一共俘获甲士一万多人，全部放走，一个不杀。缴获战船七百多艘。南宋的兵力从此匮乏了。十月，各部军队分成三路向南进发，文炳的军队在左路，从江上和海上奔赴临安。原先的时候，江阴佥事判官李世修想投降，但未实现，文炳发檄文进行晓谕，世修连城归附，文炳让他临时担任本军的安抚使。军队一路前行，纪律严明，民众觉察不到是有大军通过。凡是抓获到俘虏，全部释放，谁也不敢藏匿。军队的这种威信传布很广，前面的民众看见军队所举的旗帜，则来归顺。张煊有兵勇数千人，在海边横行霸道。文炳命令招讨使王世强及士选前去降伏，士选仅一只船直达他的住所，向其说明厉害关系，张煊就投降了，又获得海船五百只。十三年的正月，驻扎在盐官县，它是临安附近的大县，等到有了援兵之后，则不再答应招降之事。有的将佐请求屠城，文炳说：“此县距离临安不满百里，有一点风声就传过去了。临安军队投降也约定了条件，如果我们轻易杀害一个人，就会毁掉全盘大计，更何况要屠杀一座县城？”于是，派人进城说明来意，此县遂降。这样就和伯颜在临安城北会师，张世杰想携宋主逃向海外，文炳绕出临安城南，在浙江亭堵住去路。张世杰的计谋不能实现，就和宋主的弟弟吉王赵  、广王赵  向南逃走，宋主赵显则投降了。

伯颜命文炳进城去，结束南宋官府的职能，解散各种军队，封存国库，收存礼器、乐器和各种图籍，把宋主的诸如玉玺、虎符上交给伯颜。伯颜则把宋主朝见天子、官员去留等大事，一并交给文炳料理。禁止不守法度的豪强乘机闹事，安抚慰藉成年未婚的男女。南宋国民在不知不觉中改换了朝代。当时，翰林学士李  ，奉诏把宋朝的文人召至临安，文炳对他们说：“一个朝代可以消灭，他的历史却不应该消灭。宋朝经历十六位皇帝，握有天下三百多年。太史官所记录的，都在史馆存放，应该全部收集整理好，以备大典之用。”竟然收集到宋史及其备注五千多册，集中保存到国史院。宋朝皇族的福王与赵芮同赴京城，馈赠宝物遍访京城达官贵人，文炳却不接受。及至官方登记接受赵芮赠送的名单时，惟独没有文炳的名字。伯颜入朝奏到：“文炳和我们，曾经共同平定宋兵，凭借天威，灭掉宋朝。但是，若论招徕安恤之功，董文炳要比别人多得多。”皇帝说：“文炳是朝廷的旧臣，忠勇勤劳我素来清楚。”于是，拜任资德大夫、中书省左丞。如今，宋朝将官张世杰盘踞台州，奉吉王赵  为新宋主，而闽中地区也归他管理。皇帝下令文炳出兵，军队经过之处，严禁士兵、马匹践踏庄稼，对大伙说：“收进仓的粮食供给我们食用，长在田里的庄稼又被我们糟蹋了，新近归顺我们的农民如何活命？”对此，南方民众很是感激，不忍心拿出兵器来抵御。进抵台州后，张世杰逃跑，诸将就俘获州民。文炳下令说：“台州人早就表示归顺，只因我没有顾得上，才被张世杰占据了，民众有什么罪？有谁胆敢不放掉俘虏，要按军法论处。”这样，台州免于受害者达数万人之多。到达温州，还未攻克之时，首先颁布命令：“不能掠夺人家子女，不能抢夺民众财物。”众人都答应服从。温州的守城将军在城中放了把火，就逃跑了。文炳急忙下令救火，并将逃跑的将军擒拿回来，列举他残害民众的罪恶，斩首示众。大军越过雁荡山后，闽地民众搀扶着老人前来迎接，漳州、泉州、建守、邵武几个州郡，都送来表示归顺的文字。获取州、县和户口各若干。闽地民众感触文炳的仁德最深，建庙塑像祭祀他。

至元十四年，皇帝住上都，遇上北方边境有警报，要亲自北伐，正月间，紧急召回文炳。四月份，文炳才回到临安。皇帝时常追问文炳行程，及至到京，马上召见。文炳拜奏说：“现今南方平定，已经没有战场可以效力。请求让我到北方边防去。”皇帝说：“我把爱卿召来，用意不在这里。北面几个贼兵，我自己就能平定他。我的意思是，燕山以南的多半块中国，是国家的根本所在，我想尽都托付于你，若有料想不到的情况，你可以见机行事，而后让我知道就行了。中书省、枢密院的大小事宜，听凭爱卿的意志处置。我已经将这个意思颁诏给主政太子，希望爱卿你尽心尽力。”文炳感激皇上的信任，又极力推辞，皇帝不准，因而奏道：“臣在临安时，阿里伯奉诏检查登记，宋朝储存的宝物，追收的非常详细，此人实在辛苦。但是，归顺的宋人，尚未感受到我朝施与的恩德，却要承受惧怕失去财宝之苦，这恐怕不是安抚怀柔之道。”皇帝立即下诏废止。文炳又奏道：“先时，泉州蒲寿庚献城投降。寿庚历来主张设立市舶司，进行船舶贸易，说是，对外可以抵御海盗，对内可以诱使南蛮前来归顺。因此，就把我佩带的金虎符给了寿庚，请陛下宽恕我擅自行事的罪恶。”皇帝更是大加赞赏，重又赐予他金虎符。设宴慰劳之后，文炳陛辞时要求拜见太子，皇帝答应下来。转而又告诫太子：“董文炳的职责甚是繁重，见过后就让他尽快返回去。”及见太子，太子慰藉晓谕恳切倍至。晚上只留下士选一人同住，权做他的侍卫。天明就踏上返回的道路。这一趟，只在上都待了三天。回到大都后，次日就去到中书省、枢密院，但不签署案卷。平章政事阿合马仗恃被宠，生杀予夺由着性子来，惟独惧怵文炳，这时收敛了许多。曾经拿着笔请求文炳：“相公的官是左丞相，按理应当签署中书省的案卷。”请求再三，文炳仍旧不签。皇太子听说后，对宫内属下臣子竹忽纳说：“董文炳深谋远虑，非是你们这些人所能知晓的。”之后，有的私下询问这是什么缘故，文炳说：“主上所托付给我的，都是根本大事，并非事无巨细，全都让我包揽。并且，我巡查的少则对奸人有利，不巡查则会滋生谗言，谗言多了则自身危，从而辜负圣上托付我的本意。所以，我只谋划军政大事，省略那些细枝末节。”